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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卫平:难忘歌乐山下·印象79
来源:壹心律师官方网站  时间:2017-02-19  阅读次数:3445

 

西南政法大学79级的神奇与传奇

 

刘桂明按语:

关于西南政法,许多人谈论最多的都是关于78级校友的辉煌与荣耀。

其实,稍后一年入校的79级学子同样毫无逊色。本文作者张卫平教授是79级的,刚刚转战重庆担任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的何挺是79级的。其他还有诸如许章润、王人博、周大伟、杨焕宁、康为民等著名学者与官员,都是79级的校友。尤其是张卫平回忆文章提到的诸多令我们熟悉的名字,使我们感到当年西南政法为何能够将如此众多的优秀学子招揽到歌乐山下。

因为此后的80级、81级、82级等都很优秀。

这是一个迷,一个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开的迷……

或许张卫平教授这篇文章能够部分地解开这些谜底。

 

 2012-03-26 15:54

 

 

张卫平:印象•“79

 

 

 

正是从本科开始,

我们荡起了理性思考的双桨,

开启了个人的知性时代。

 

一九七九年,至今已有整三十年﹗真可谓弹指一挥间。那年九月初秋,我踏进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毕竟已过三十年,梦依稀、发稀疏,两鬓已染霜。关于七九级•本科时代的记忆已经变得有些模糊和零碎。近期,同学们说起“三十年”相聚之事,才撇开眼下许多事情,开始在脑海里打捞、搜寻那些已经沉底的陈年往事,模糊的记忆有的又逐渐清晰起来,那时的人与事,不断在头脑中闪回、重现和展开,于是便有了下面这些有些梦呓似的记述。由于是再现也就无法准确回归、还原,且已有鄙人现时的无意识加工,故文中之不实之处,还请读者诸君见谅,权当饭后茶余之为。

 

机遇

一九七七年,的确是一个历史时刻,那年恢复了高考,也恢复了对知识的尊重。一些人已经先我们一步迈入了大学的门坎。而我还没有醒悟,还在空想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地位。我当时工作的单位还不错,性质神秘,尽管我只是一名工人,一名正规的二级钳工,与影视剧中的“潜伏”没有任何关系。工作环境和待遇都不错,使自己很难有再搏的心理,更没有想到恢复高考是一场革命的开始。七八年我醒悟了,但单位又不同意了,单位性质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障碍。到了七九年,高考已经成了每一个适龄人的权利,一种新潮,成了检验一个人智慧的门坎。舒适恬静的日子也让人感觉有些乏味、枯燥。追逐新潮和刺激把自己逼上了高考之路。经与领导沟通,领导最后同意了,并且意外地给了两周的假期。领导的意见是,如果没有考上,以后就必须断了高考的想法。事后有人猜想,按照领导的估计,我考上的几率很低,不如给个人情,也算是一种人文关怀。在当时人才所有制观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

七九年高考中的,的确有些运气。语文试卷中有一个词儿——肆虐横行——是我前一天晚上才从报上看到的,据说,绝大多数人没有得分。数学是我知识结构的短板,(那时被录取的文科考生中有不少数学是零分)但由于进入单位以后,上了电视大学,虽然没有学好中学代数,但却学了大学微积分,没有想到电视大学所学的微积分在高考中派上了用场。有一道数学题(分值大概是8分),我并不知道用中学的代数如何解题,但用微积分公式就非常简单了,真是所学必有所用。

录取通知送到单位,单位领导半信半疑,问:是否送错?没有参加过补习班、辅导班什么的。也没有声张,除了我的好朋友及个别领导外,单位其他人都不知道。因为单位家属子女中还没有人考上的,尽管单位许多技术人员都是文革前北大清华毕业的高材生。由于单位保密的原因,录取通知书还给投寄错了,几经周转才到我手里,此时,离开学已经没剩几天。

虽然我喜欢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这主要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但最终我还是选择了法律(我母亲当时在法院工作,这是影响我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第二志愿是四川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

选择法学也是幸运的。所谓幸运在于,当时中国的法学几乎就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只要播种就有收获,无论何种观点的主张大概都可算是“率先”。法学已经断裂了十几年,不,应当说几十年,从废除国民党六法开始,因此,相比之下法学人才更缺。其他,如中文、历史等人文学科虽有扭曲,但尚未完全断裂。“也是”幸运的,是因为在那时,哪个新兴的学科不是如此,如果选择了经济学则可能收获更大,也没有那么烦恼。不过,历史从来没有如果。

 

来到西政

当时的西南政法学院,其名气远远不如其旁边的烈士墓、白公馆、渣滓洞,地上的人远远不如地下的名气大。

大学对我们来讲,是完全陌生的地方,虽然经历过“文革”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全面摧残,我还是对大学充满了敬畏。不过,那时上大学的心境与现在不同——与其说是要踏入知识的殿堂,还不如说是参加另一次革命。

从杨公桥远远地便可以望见“西政”的东山大楼——当时还没有穿上灰色的“外套”,一身赭红色,似乎表明法学也是“文化革命”中的“烈士”——由于耸立在东山上,显得那样的高大,虽然仅有五层,好在梅汝傲先生说过,大学非大楼之谓也。

我的工作单位对我不错,用“北京吉普”——现在应该叫越野车——把我送到了西南政法学院。在“西政”标志性圆拱型大门处,遭遇了我的第一个同学,是一位女生,也是来报到的。印象中,此女生手提一只藤编箱子,给人的感觉有些像抗战时期奔赴解放区的大学生,后来知道了她的名字,她叫张白莉,四川营山人。

我进大学的年龄已是现时研究生们毕业戴上硕士帽的年龄(哲学家休谟在这个年龄已经写就了鸿篇巨著——《人性论》,诉讼法专业的德国老前辈罗森贝克更是在21岁就发表了名著——《证明责任论》),但在班上,我还只能排在第七位。同班的同学,年龄最大和最小的几乎相差一倍。当时及以后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我们班有两位同学第一次一块进教室时,老师还以为是父亲把儿子送到了教室,于是便拦住年龄大的同学,语气和蔼,但坚定地说:“这是教室,学生进去,大人就可以回去了”。最后还加上一句:“请家长放心,我们会照顾的”。这个被允许进教室的学生就是我们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按照法律规定尚属未成年人,用专业术语讲,系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这位未成年人现在已是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他就是陈彬教授。这位“大人家长”就是与陈彬同学同居室友——钟实同学,一口厚重的湘西口音,直到毕业。今年,我与陈彬同学谈起这一说法,陈说应该属于“段子”,并非事实。不过这种事,即使是当事人也并非清楚,有些事自己并不比他人更清楚。

班上的同学,不仅年龄差异大,且身份各异——军人、干部、工人、农民、教师、运动员、应届毕业生,可谓“品种齐全”,成分复杂。几年后这样的组合就不再有了,只有应届生和往届生的划分,真正是历史现象。

大学复建,一切都处于建设之中。没有礼堂,也没有阶梯教室,更没有体育馆,学校是一个大工地,最初,洗脸漱口只能在工地取水。开学典礼在临时搭建的窝棚中进行。每一位同学提着自己寝室的凳子,排排而坐,真像战争时期的抗大,或抗战时期的流亡昆明的清华北大。我还依稀记得,坐在我右手边的人是邱兴隆同学——以后成为传奇人物的邱兴隆同学。(研究生期间,我是党支部书记,邱的入党介绍人,后来,邱好像是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自动脱党了。关于介绍的事,邱和我也同时在反省,我们都反映出不大成熟的一面,当然这也在所难免。)

进校报到后,我被分到九班。分班是如何进行的,至今也是一个谜。全班四十二个同学就这样从全国各地非常偶然地排列组合在了一起。

第一年,我们年级的同学还住在现在的东山大楼。十几个男同学住在一个房间,就像刚入伍的新兵蛋子。第一个有印象的同班同学是张贤普,江西人,个子高,话不多。毕业至今也没有见过,虽然曾在同一个城市有一年的时间。

进校不久,新年级同学与上一年级对口班(我们的对口班是七八级九班)搞了一次联欢。联欢中,最有印象的是一位七八级的同学朗诵的一首“篡改”了的“歪诗”,使人忍俊不禁。全诗已记不得了,仅记得首句:“春风杨柳一千条,六亿神州顺着摇”。这位同学就是后来法学界大名鼎鼎的贺卫方。现在看来,除了贺天生的幽默以外,此时也已显现出贺现实批判主义之倪端,回想起来“专业军人为什么不当医生”之类的诸多发问与此系同一思源(尽管贺卫方后来解释,并非自己“原创”,源自农民之口。因为农民弟兄不知原诗中的“万千”乃比喻之意,一不小心就成了“一千条”)。

 

学习•读书

单就学习的社会环境而言,那时的大学真好,完全没有以后有无工作,何种工作更好的后顾之忧。那时还没有就业的概念,也没有就业的烦恼,并不知道毕业分配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也没有必要“开后门”找工作,依靠家庭背景,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对于我们这些超龄大学生来讲,倍感时光已经流失太多,因此,学习的劲头是如此之大,几乎是疯狂地阅读着各种书籍,用如饥似渴来形容毫不夸张。

每天,晨曦才露,有的同学就像老家大门前推碾的驴,围着图书馆大楼已经转了好几圈了。手持黄色封面的许国璋《英语》,围着破旧的教学楼不停地转,发言跑调,且带有浓厚的地方腔。上课时因发音闹出笑话是经常的事,相声《学外语》就是其最形象的描述。无疑,所有科目中,学外语应当是那时同学们最难的事情。没有听力课、没有外语磁带,学的是就是单词和语法,典型的“哑巴外语”。“新三届”许多同学早就过了学外语的最佳年龄,这也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先天不足。我们更不知道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富有想象和创新力的时期。

那时的书,只要是书,似乎每一本都是经典,当时许多书都是翻印的(有的还注明“仅供批判参考之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盗版(当时也没有著作权的概念,如果有这样的概念和意识大概也不会现在才进大学学法律了),极其朴素的灰色或黄色的原纸色封面,十分简陋的装订。也许正是书的稀少,才显得珍贵,才会如此认真的阅读,选择太多也是一种痛苦。在本科期间,我印象最深的外国法学著作是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的 《论犯罪与刑罚》。最有意思的话题是意大利犯罪学家、精神病学家、犯罪学之父——龙布罗梭的遗传犯罪论。

回首当年,坦言之,其实本科时我们所学的东西大都已经过时,有的完全没用,甚至是完全错误的。我们那时所学的知识还远远没有体系化,夹杂着一些政治垃圾、口号、充斥着极左观念、苏式法学搀和着大陆法系中的理论碎片,现在能够留在我们记忆中的就更少了。但本科学习过程中的思维训练,同学之间,同学与老师之间的交流、论辩过程中的思想碰撞,使我们终身受益(往往不在于我们知道了多少知识,而在于学习过程本身,这一过程培养了我们的一种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正是从本科开始,我们荡起了理性思考的双桨,开启了个人的知性时代。

 

模拟审判

对模拟审判,那时同样很有兴趣,与僵硬地坐在教室听课相比,模拟审判要有趣得多,是一种表演。模拟审判在当时已经被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法律学习的实践环节。至今还记得模拟审判的案件是一件故意杀人案——还是刑事案件更具有刺激性,尤其是杀人案,这与现在流行警匪片应该是同一个道理。可能是年龄和形象的原因,我很幸运地成为我们班模拟审判法庭的审判长,合议庭法官是宦锐和黄春生同学。王人博同学是本案的辩护人?有意思的是西南政法学院第一张记录模拟审判的照片竟是我班模拟审判开庭审判的照片,照片的焦点当然是我这个审判长。当时模拟的程度远不如现在——没有法庭,也没有法官服,更没有法袍、法槌等“法器”。令人遗憾的是,我最终也没能现实地成为一名法官,也为此而感到有些幸运。

 

讲演

讲演是现在大学生经常开展的一项活动。尤其是法学院的学生更是必须的经历和锻炼的基本功。第一次感受到讲演的冲击力和魅力,就是在西政读本科之时,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真正的演说家——地点在新建的东山学生大食堂。当时在全国颇有知名度,现在已经不大为人知的德育老师(全国第一个德育讲师)——李燕杰老师来到我校,做关于大学生思想道德品质教育的讲座。这样的讲座很容易使学生产生排斥性反应,成为一场死板的道德说教。我当时已听说李燕杰口才如何利害,因而只是奔着他的名气而去,对内容并不感兴趣,只是去看看热闹,看看演说者长得什么样,现在常说的看看“活人”。没想到李燕杰的讲座真正是我第一次看到和听到的讲演,使听者感受到一种成功讲演的真正魅力,让听众随着讲演者的感情而起伏波动,讲演者就像交响音乐会上的指挥,听者的情感、情绪在他的指挥棒下时而亢奋、时而低沉,又再一次激昂,忽又跌回谷底,一句幽默的话语即令众人开怀。当听到深情感人之处真的能令人热泪盈眶,尽管你是七尺男儿。李燕杰的那次讲座实际上就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演出,而不是一般的讲座,一切都是在讲演艺术指导下的行为过程。看似即兴的话语、随意的例子都是讲演者的预谋,是讲演者长期观摩和积累的结果。听李燕杰的讲演最大的收获是作为一种公众性的讲演,一定要有生动的细节描写,而不能是满堂抽象和宏观的论说。其次作为一种表演的演讲,一定要有激情。现在李燕杰已经成为“资深”的讲演家,但他是我见到过的真正的讲演艺术家。现在再讲述当时的内容,即使再精彩也不可能有当时那样的轰动效应了。

可以说李燕杰的讲演推动了大学校园讲演。讲演活动在我校也迅速推广开来,成为一种校园时尚活动。我们班大概是在8081年左右也创新地开展了讲演活动,而且是竞赛性的。我仗着过去下乡的时候做过故事员,口才不错,上台也不会怯场。我当时的讲演题目大概是两岸关系。讲演时间不长,大概30分钟,这个时间长度正好。尽管是班里比赛,但因为都是知根知底的同学,因而也有些紧张。当然我们的讲演不能与李燕杰的讲演相提并论,发音不标准,发声也不正确、没有细节处理,更重要的是缺乏讲演需要氛围和气场。最后结果,没能拿第一,夺得了亚军。第一名——冠军是我们的班长——老陈,他以沉稳风格出战,节奏感强;我的风格是流畅,有激情,但幽默的风格没有发挥出来。这是我的讲演处女作。(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毕业之后,竟有上百场讲演在等着我!并且还出版了两本讲演录。)

 

舆论阵地

我们在意识形态上依然留有浓厚的战争年代的痕迹,习惯将媒体,称为“阵地”。所以称为阵地,那怕只是一块墙报。因为存在着对立的一方,且对立的一方始终在和我们争夺这块“阵地”,这也许是唐•吉珂德的思维。我们原来的“阵地”是用粉笔书写的黑板报。这块“阵地”属于“团”的管辖范围。因此,我承担了黑板报的编辑、美工作业。我班的黑板报还曾经在黑板报竞赛中夺过一等奖。黄庭孝老师作为团委书记是评委之一。随着信息量增加,黑板报这种形式显然不能满足要求。替代品是墙报,当然不是打印,而是钢笔书写。我依然是编辑和美工。墙报是一块练笔的阵地,表达我们还很幼稚的观点。一开始是文学作品,以后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理论文章、短评、杂文、诗歌等。我的第一篇理论性小短文也就是在自己的“自留地”上发表的,大概是关于西方法律移植的,当然谈不上任何学术规范,没有注释。“七九级”相对“七八级”而言,“胆子”还是小。七八级的一些弄潮儿已经把长篇大论贴上了满满一墙。不知道“温七九”的说法是否与之有关。印象最深的蒋庆先生的《回到马克思》。“七九级”表现出对政治的疏远,对文学的偏爱,肖丽娟同学的长诗《丽达之歌》堪称这方面的代表。据说有不少男生为之倾倒。现在蒋庆先生早已不提回到二百年前的马克思,而是要回到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一下倒退(?)了几千年!

 

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比学习更重要的事。因此,作为吃的场所——食堂就成为最重要的场所。尽管烈士墓街道上的“邱四”小面馆的小面也非常不错,但依然不能天天食之,特别是卫生难以保障。现在很少有感觉饥饿的时候,也是一种后现代式的痛苦。但常常感到饥饿更是一种痛苦。不到十一点,就已经觉得饥肠辘辘了。此时,知识的接受能力已经大大下降,眼中只有米饭和猪肉最灿烂。我仍然质疑学生一上午上四节课这一做法的科学性。但现在依然如此,想来应该有一个什么教育生理方面的实验验证了四节课的科学性。下课以后唯一要做的就是全速直奔食堂。望着长长的队伍,心中只有焦虑和烦躁。还没到取饭口,两眼就直盯着大师傅的菜勺,期望不要在自己打饭时,颠上几下——我们的心总是随着菜勺而上下翻滚。想来那时心境真是有意思。我们应该感谢黄庭孝老师,他作为伙食团团长发起了一场食堂革命,改变了食堂服务环境,增加了菜品种类,提高了饭菜质量。黄老师手持饭勺的高大形象令至今留在我的心间。现在的学生食堂已经步入了“刷卡”的现代化时期。当然,学生永远都不会对学生食堂完全满意,虽然学生食堂也有竞争,但其竞争毕竟不能与学校外的竞争相提并论,自然垄断是十分明显的。

 

应付考试

考试是每一个学生所必须面对的,没有考试也有没有学习,和现在的学生一样,我们那时也同样将考试作为最重要的战斗。老师经常教导我们,考试只是一种形式,目的是促进同学们更好的学习,考试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现在我们作为教师依然如是说。基于名誉绝大多数同学都期望一个好的成绩。有一些同学以是否有用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学习,对待考试。对于自己感觉没有实用价值和意义的科目,从心理上是抵触的,只要能够过关,不至于难堪也就可以了。猜题押宝是必然的(我经常给别人押宝,但中的不多),现在的学生似乎也是如此。讲究效率是每一个人的理性思考。因此,大部分同学都将考试复习准备时间控制在考前一个月左右,记忆好的,半个月。这个时段大概就是复习的最佳时间段,时间太短记不住,太长也记不住。就像现在人们对付司考所总结出来的规律一样。通过强化复习,提高考试成绩当然没有问题,但对于真正打基础而言没有太大的帮助。记得快,忘得也快。对我而言,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在考试竞争中胜出的社会意义。考试竞争的意义在于强化了作为人的生物竞争性,强化了竞争意识。这种竞争意识有助于今后更广泛的社会竞争。尽管这会使社会陷入无情。

考试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其欺骗性在于给人们一种这样的假象:考试结果总是给人一种考得好等于学得好,反之亦然,与种瓜种豆的原理相同。其实,考分的高低与学得好坏未必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考分的高低具有相当偶然性。但由于这种假象,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我对外国法制史一直有兴趣与我在本科外国法制史成绩不错有关。研究生的时候没有选择民法专业,而考民诉,就与本科我的民法考试成绩一般,有着直接关系。考试不好打击了学生的积极性。现在想来是很可笑的,考试有一定的偶然。所以,我现在经常告诫学生不要只看考试成绩。是否用心思考最重要。

 

我们的团总支 

 

团组织活动合影

 

团日活动,79级刑侦学生登顶歌乐山

 

 

历史是一笔财富。由于我在单位担任过团组织委员,所以,进校后也自然被安排做了团总支组织委员。其实我是不适合作组织工作的,比较好说与写,大概一学期以后,从组织委员转为宣传委员,以后又担任了团总支副书记。团总支书记原来由刘天露(前右3)老师担任,以后由刁均培同学担任。据说,刁曾在工厂团委担任过团委副书记。作团总支的工作,因为跨班而认识了不少同学。团的活动理论上讲是一种政治活动,与学习没有关系,主要是贯彻执政党的思想意识,也调整同学们之间的政治社会关系。对于我的这一段经历,的确是耗掉了许多时间,但对于从政无疑是一笔财富。当时还没有清晰的意识到,历史是一笔财富。所有的政治经历都会加以延续,如果有这种经历。当然,当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团系”的意义。我们团的兄弟姐妹们,现在也都不错,——周杰俊(一班,律师?)、代良才(二班,律师,影视剧制片人,发展空间、跨界程度,是最超出我想象的人)、张白莉(三班,女,四川省检察院)、文晓方(四班,深圳实业家)、谭桂珍(五班,女,湘潭大学法学院)、刁军培(前右2,六班,女,云南司法厅宣教处)、康为民(前右1,七班,曾任江西高院院长,现任湖南高院院长,此人情商很高)、陈政委(八班,成都某区区长)、张卫平(后右1,九班,清华大学法学院)、顾一心(后中,十班,江苏律协监事长),各个春风得意。

 

同学素描

进校第二年后,我们搬进新楼。由于寝室的原因,我被安排住在了外班,有点驻外使节的味道。相对于本班而言,处于了边缘地带,也少了不少兄弟情缘,没有非常强烈地感受到本班的氛围和文化。由于资料信息所限,只能粗线条勾画以下同学轮廓。未及之同学务请谅解。

陈伯吉,福建人,本班头牌老大哥,我班围棋顶尖高手,在校期间逍遥自在,赛神仙。

陈永革,广西合浦人,九班终身班长,在班上很有影响力和权威,相对我们这些人来讲,他算是我党的一名老党员了。做事严谨、认真,极富时代特色。

陈惠忠,广东揭阳人,中共党员。原来一直是鲁迅先生忠实的“骨灰级”“粉丝”。具有文学艺术气息,浪漫而充满理想,时时表现出浓郁的文化小资情调,情感丰富,对同学充满同情心。

钟实,湘西人,我们班上另一位资深党员,我的入党介绍人。人如其名,扎实,实在,实干。虽是本科生却显得特别老成持重,但三十年过去了,钟实同学几乎还是老样子,岁月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什么痕迹。

郑荣,贵州人。时任体育总班长。头脑聪明,肢体也很发达,足球运动员,英俊潇洒。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郑及其他九位同学,被民间评为“七九”十大美男(现在叫帅哥),郑是之一,且没有争议。

叶双潮,四川成都人。是我们公认的天赋很高的同学,班上围棋第一人。思维缜密、严谨,擅长推理,反驳犀利,被认为是先天的出庭律师的材料,也是十大帅哥的有力竞争者。

王人博,山东人。有着山东人的率直和哲学家的气质,对抽象的理论有天生的感悟。在本科期间,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些天高地远的理论问题。

刘俊,四川郎中人,初任劳动班长,后曾任代理班长。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勤于思考,是他的精神标签。之所以能作为现任副校长,想来必定与此有关。

刘克宁,四川成都人,我们班上的老大姐。上课不会迟到,但总是最后一个赶到教室。其他信息了解不多,只知道,她演绎了海外传奇,现在已是澳籍人士。

宦锐,云南人,擅长舞蹈,聪明、口才佳。

安树昆,云南人,也是大姐级人物,终身生活班长,认真、和蔼。

在本班同学中若要评选出“变化最大的同学”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的把票投给范怀俊同学。他的变化可用“天翻地覆”来形容。本科时的他,消瘦孱弱,腼腆拘束,很少言语,几乎没有听过他大声说话,完整的发言。十八年后再见面,则完全是重新铸造一般,身形魁梧,气宇轩昂,言谈之中,政治、经济、文化、美食无所不及,指点江山,论断古今。

 

所有的同学中,没有一个同学的现状是在我的想象之中的。不过,对大多数同学来讲,基本性格和行为方式在本科时已经定性,后来只是扩展或收缩而已。

毕业至今,没有见过的同学还有:高宗祥、高伟、周新民、张贤普、刘克宁几位,现在的心情是,十分想见!

 

同居人剪影

如前所述,我虽是九班,却住在三班的宿舍。同寝室共有六人,两位60后,其余四位均是“50后”,差了近十年,生活中也反映出一定的“代沟”。

李远鹤,有《潜伏》中“余则成”的影子。典型的素描勾画是,提着暖瓶,拿着大茶缸,每晚去教室。曾任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从他当时的背影和不紧不慢的步履是绝对看不出来会修成此番“正果”的,不过,也许正是数年不变的姿态透视出为人的执着、认真和老道。

周友苏,重庆人,当过木匠,做过三班班长,现在已是四川省社科院的常务副院长、研究员,更为显赫的地位是,我国著名公司法、证券法权威。周曾对我说,木匠和赴云南支边的经历也许是他最大的财富之一。经历过这些,其他就无所谓了。

张卫东,祖籍山东,贵州长大,考前系军人。因为是军人出身,因此每次寝室卫生评比,我们总能拿奖——他是卫生“总监”和“导演”,叠被子的工作由其亲自操刀。令我们一干同学感到惊讶的是,他那一手不逊于庞中华的钢笔正楷,不仅写得漂亮,而且写得快,笔记依然是正楷,叹服﹗每一本课堂笔记都是一精美的钢笔书法帖子。书写时,卫东使用的是最便宜的钢笔,且从不吸墨水,而是沾着写,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任何浓淡差异。他对我们能够写出流畅潇洒的行书体也是羡慕,张卫东不擅长写行书体﹗真是尺有所长。

60后”之一,邓月平,一手篆刻、空心美术字,人人称道。用普通木头为我所刻的印章,保留至今。另一位,曾晓灵同学,我的印象是为人单纯,学习认真。据说现做律师。

 

实习片花

实习,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法律学习实践活动。我们的理论告诉我们,理论一定要与实践相结合。实习地点是当时的涪陵,指导老师是郑全咸和马立行(已故)两位老师。我被分在涪陵检察院起诉科。

长江警戒

实习期间,得到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到江边执行警戒。据说一位中央领导人要乘船经过涪陵去武汉。除了涪陵的军警外,机关除值班人员外,全部开往江边进行警戒。由轮船将警戒人员撒向江岸,我们警戒的地方是一片玉米地。当然我们没有枪械,属于典型的“土八路”的干活。坚守了几个小时,一艘客船之后,在几艘快艇的护卫下一艘客船匀速驶过,据说这就是中央领导所在的船。我们远远地望着船上的中央首长。据说是胡耀邦同志。我当时因读了张抗抗的小说《北斗星》,小说中提到有一位中央领导向党的高层干部推荐了一本书,此书是《激荡百年史》,作者系日本三届首相吉田茂。我个人依然以为胡是我党最伟大的领导人、政治家,且不是之一。作为政治家如此光明磊落无人能出其右。

警戒任务完成后,像收网一样,我们从几十里江岸回到了城里,一次特殊任务。不过以后一直在想,这样警戒有必要吗?不知现在是否还是如此?胡未必知道是如此警戒。

法律之惑

法律大都是抽象和一般性的规定。即使有例外规定,这种例外也依然是相对抽象和一般。一旦出现偶然的情形,作为一般的正义规范就难免因具体事例中的例外、特殊、偶然而发生实质上的非正义。实习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奸淫幼女的案件。根据刑法的规定,与未满十四岁的少女发生性关系构成奸淫幼女罪。虽然,犯罪人承认知道被害人未满十四岁,但犯罪人认为这女孩已经成熟,是女孩主动要求发生性关系的。从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被害人身体发育的确有些特殊,尽管才十二岁,但已经基本发育成熟。当我们告诉犯罪嫌疑人,法律就是, 如此规定,, 时,嫌疑人觉得特别不可理解。我也有些疑问,生理的问题,不能通过其他方法确定,只能通过年龄划一判断吗?以后,经讨论方知,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涉及对未成年女性的一般保护和法律执行的成本问题。从而也知道了成本与正义的关系原来是这样的微妙。

“空手道”非“道”

空手道是一种防身之术,后来发展成为一种体育竞技运动。我这里的“空手道”不是指体育竞技中的空手道,而是指正式讲话脱稿。我现在讲课、大会发言也养成了脱稿的习惯,即使手上有稿(基于一种态度),也不会看稿,试图做到“手上无剑,心中有剑”。“空手道”有好处,在实习中这一点得到了明证。我们所要的工作就是整理、核实公安机关提交的基本事实材料后,向检察长回报,提出是否批捕的意见,检察长最后决定。我们的检察长是一个极其精明的人,检察院的干部都惧他三分。要做好回报工作,必须对案情十分清楚,所有环节都不能遗漏,有问题也应该事先想到。否则,无法应对检察长的犀利追问。为此,我将案情熟记于心,强调绝不看稿,采用“空手道”,当然卷宗依然要拿在手中。当我独立汇报第一个案件,并发表意见后,检察长很肯定地讲,小张以后独立办案。我成功了,不在于空手道,而在于用心和认真,是乃成功的真道。

囹圄之恋

实习中必然要接触各种各样的案件,也会接触到一些让人难以想象的事情。我们在审问一起盗窃案时,为了查实被盗财产的去向,调查了监狱中已被关押的同伙,看看是否能够得到一丝线索。在这一调查中我知道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同监室的一名在押犯居然与大墙之隔的一名女囚谈起了轰轰烈烈的恋爱﹗据说,初次“相会”,男方随意扔了一块小石子,对方有了回应,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升华”,双方各自将自己的被套、床单、内衣撕成条,咬破手指,用血写成情书,然后仍到大墙的另一边,是谓“布条传书”。没有见到这些情书,你的确很难想象这样的恋爱。女的还有两年将刑满,男的还有三年,双方约定出狱后厮守终身。问题是,他们从未蒙面﹗是真正囹圄“盲恋”。看来人的本性竟能够冲破大墙的阻隔。我很想知道的是,他(她)们是否真的兑现了他(她)们的承诺。

 

激辩价值观

本科经历的大事件不多,一场关于价值观的大讨论,似乎可以算是一个大事件,几乎所有的同学卷入了这场讨论。我们所在的时期,因为意识的封闭,一切命题都是被规范的,这些规范的命题因为已经被规范所以不可能展开讨论。关于价值观中一个命题展开了如此激烈的讨论是一个例外,也是改革开放之处,的有意或无意之间的“走火”行为。1980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来信,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吐露的彷徨、苦闷、迷惘和怀疑,一下子打中了刚刚经历“文革”的亿万青年的心。短短数月,竟然引发6万封来信,紧接着掀起了一场人生观讨论的大潮。

讨论的命题是:“每个人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这一命题在当时无疑是具有爆炸性的,尽管作为一项政治思想运动的“斗私批修”已经结束,但为“私”依然是任何一个人都应当彻底地从灵魂深处中加以抛弃的。有不少同学参与这场大讨论,老师们大都没有参与,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极其危险的命题。有老师私下讲:会不会是又一次“引蛇出洞”?显然是对“五七反右”和“文革”余悸在心。(事实上,化名潘晓的作者之一,以后也为一件有些蹊跷的事而进了监狱。这种结果是否就是人为地印证潘晓命题的消极结果呢?)在我们班上、年级,同学们也争论得不可开交。看得出来绝大多数同学是同意这一命题的,有少部分同学依然持反对意见,其中主要是学生干部(心里实际上如何想的就不得而知了)。但总体上官方言论是对这一命题的批判,提出这一命题就是供批判用的。

回过头看,这一命题实际不过是从十七、十八世纪的边沁、约翰·洛克、亚当·斯密、大卫·休谟、约翰·密尔、约翰•阿克顿、康德,并经后来的冯·米瑟斯、冯·哈耶克、卡尔·波普尔、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一直延续、发展的自由主义理念而已。“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亚当·斯密如是说(商务版,1997,页27)。不过,这样的大讨论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已,所谓的“社会主义百花齐放”,实际是“白花齐放”,其他花是放不了的,而且当时的论争层次也比较低,仅限于利己与利他的这样简单的道德层面,不可能涉及人类的发展、自由与人类的进步、市场的作用与社会发展、知识的有限性与自由等更深刻的层面。伦理学上,这一命题相当于论理利己主义中的普遍型伦理利己主义。但这种道德观并不等同于自私自利。因为按照这种论理观,如果不自私更符合我的自身利益时,行为将做出不自私的行为,客观上可能是利他的结果。当时,一些同学实际上是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与自私自利的伦理混淆起来了。(参见《伦理学与生活》,雅克•蒂洛,世界图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二章。)

现在看起来,冯·哈耶克的话的确有道理:“当我们有意识按照高尚的理想塑造我们的未来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个更大的悲剧,我们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走向了我们所欲追求的目标的反面?”(《冯·哈耶克传》,阿兰·艾伯斯坦,中国社科出版社,页152)比之当初,有了相当宽容,除了核心价值观不能讨论外,其他已经没有禁区。

 

回到马克思?

有一段时间,端着饭碗,看看教室、食堂红砖墙上张贴的各种像“大字报”样的文章,也是一种享受,甚至是艺术享受——有的同学书法十分得了,这些文章无疑构成了当时大学的一道风景线。以现在的眼光看,“墙上学术论坛”的这些观点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之处,但以当时之认识,有的论点的确大胆,敢于挑战传统,反叛传统,不得不令人佩服。一篇洋洋洒洒万言的《回到马克思》试图打破意识坚冰,具有相当的反潮流精神——以为我们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应当回到真正的马克思。此文的作者就是后来理论界颇为有名的,独步“边缘”的蒋庆先生(据说蒋由于不习惯深圳的“水土”,已经“告老还乡”——退休从深圳回到贵州)。我记得由于这篇文章的“越轨行为”,从而引起了“宣传部门”的“高度重视”,学校受命组织了不少高水平的政治经济学教师去和他“谈心”,试图说服他转变观点,回心转意,相信那时人们普遍的认识才是真理。也有的人说,这是以一对十的论战,据说,蒋庆当时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令老师们均不能回答(两套语言其实是根本无法交流的)。事后有老师坦言:当时他也是同意该观点的。现在看来,的确是我们把列宁、斯大林的一些观点当成了马克思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我们并没有直接与卡尔对话。不知道哈耶克的这段话是否是正确的:“总是极少数人的新观念塑造着社会发展的过程……”。

 

男女情缘

谈到七九级男女之间的事情,毫无疑问是另一个大大的“万花筒”,大学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是一台充满酸甜苦辣的活剧。当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会卷入学校的男女情感之中,那时,有些同学在感情上已经有了归属,背着感情的“包袱”上大学的,并非“自由人”,自由处分已是不能。有些年龄小的同学还在情感的“梦游”之中,欣赏和玩味小说中他人的情爱,许多人都向往克利斯朵夫。

那时可不像现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我们班男女比例高达四比一(清华法学院的男女比例已经颠覆过去,大约在4060上下),女生价值凸显,其他班上的情形也大体如此,因为进校时,年级老师已经对有限的资源进行了平衡。女生资源原本紧缺,加之七八级向下“掠夺”,刑侦系横向“侵占”,资源越显紧张。有敢吃螃蟹的,早早地便公开手挽手,(现在男女同学见面已经进化为拥抱),表明相互“占有”,明示“所有权”,在公开场合,例如食堂、教室等公共空间表达情爱,挑战传统,也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和讥笑。

与彼时不同,那时一旦表达真情,就意味着最终必须走向共同体,没有人仅仅为了互助、幸福地度过大学生活为目的的,即所谓阶段性伴侣。不少同学在享受花前月下、耳鬓厮磨、万般缠绵之后,也可能经历了“磨合”之痒;经历离分、“重组”那撕心裂肺、捶胸顿足的痛苦,仰天长叹的无奈。偶见雷鸣闪电之中,瓢泼大雨之下,二人相对无语的场景,着实令人感慨万千,眼眶潮湿。有的最终在学习毕业的同时,彼此的情感也随之“毕业”。其间,也有的因无序竞争,引发了硝烟战火的。甚至为了女朋友,插朋友两刀亦有。这些都可以理解。

还有一些同学因为面子薄、胆子小,不敢主动表示、进攻,参与竞争,只能非常君子地觊觎、暗恋某一佳人,直到毕业若干年一切无法挽回时,才捅破这层薄纸。结果是在惊奇之余,双方又后悔不已,彼此与爱擦肩而过。也有的人通过“分化”、“重组”,最终实现了自己原来的梦想。不过,“重组”换来的未必都是可持续的幸福。在重现旧梦之后,才发现原来依然还是一场梦。几十年过去了,回望这些经历,无论分与合,合与分,一切皆为因缘所定,非理性和自己所能支配。我们这些曾经在“西政”共同学习、生活的男女都是永远的朋友,愉悦、快乐、伤心、遗憾、悔恨、痛苦都已随风飘散。(声明:以上描述无具体指向,如有对应,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

将时间拉回到现在。同学见面时,会开玩笑戏曰:原配是否已经“下岗”?事实上有的已经历几次“换岗”,也有的坚持“红旗不到”。

 

我的老师们

大学是由教师支撑的,无论是否是大师。

师资奇缺是那个时代的必然。有不少老师仅比我们早几天报到,从被放逐的乡村、边疆,除了年龄更大、阅历更多以外,和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改革开放以前,法学几乎是一片荒原。文革前,政法院校的主干课程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老师几乎与我们同时学习,现在想想,这些老师比我们更困难,失去的更多。有些老师是解放前法学教育培育出来的,接受的是规范“六法”理论体系,还有的教师是“老海龟”,西方法学功底扎实,遗憾的是这些教师大多数并没有为我们授课。由于甲乙大班的分类,使我所在的乙大班错失了不少机会,因此,乙大班同学也颇有微词。

虽然我们的法学重建于荒原之上,但依然有闪烁的星星照耀着我们,是我们的老师。

讲课印象最深的是教师之一当数伍柳村老先生——观点鲜明,论述清晰,论证有力。其中讲授的“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最为精彩,颇具思辨色彩。最有吸引力的无疑是廖俊常老师讲授的刑事辩护。廖老师是真正的铜牙铁齿(电视剧《铜牙铁齿》中,张国立所扮演的纪晓岚虽然充满睿智、机敏和才华,但绝不能说是铜牙铁齿,张国立也不是那样的人),语言犀利、话语极其干练,可谓剑剑封喉,刀刀见血,讲完一咬牙,眼睛发亮,炯炯有神,根本不容对方反驳,讲课中极快挥动的手势,令人想起少林高僧的二指禅功。我从他身上学到了细微的观察以及如何生动、准确地表达的一些技巧和方法。

还有其他老师,——林向荣老师高屋建瓴般的讲述及学识风范,高绍先老师的高山流水,袁成第老师的严密逻辑、丰富案例,宪法高克明老师的幽默、丰富类比,刑法赵长青老师的细致分析,法理学李权老师的诙谐表达,罗马法张和光老师的生动(装束有些另类,夏天上课时甚至还穿着大裤衩,讲得十分投入,颇有些老顽童的风采),外法史杨联华老师的激情,哲学钟玉翠老师的优雅,程幸超老先生的儒雅,逻辑学雍琦老师的精巧推理,党史龙维智老师的故事化叙述,沈永松老师的黑板书法和他的那幅黑框深度眼镜,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些学术新锐也已登台亮相,他们是我校第一批研究生,他们的课也颇能吸引人,例如,余荣根教授,就能把课和讲座讲得有声有色(每位老师各有自己的高招和特点,限于篇幅和词语,恕不一一涉及)。还有不少老师据说课也讲得不错,遗憾的是没有听过。

那时的讲座很少,校外的老师来讲座的更是稀少,人民大学的佟柔老师是民法学界泰斗,听他的讲座有高山仰止之感。本校老师张紫葛先生关于爱情诗歌的讲座,也使人难忘。特别是张先生真正的“空手道”讲法,有一种老道仙骨之风,可谓金庸笔下的“柯大侠”。讲座时一位七八级同学立于黑板旁,恰似书童一般,不停为先生板书,教室里挤满学生,能够感觉到老先生讲课时十分享受大学生们的喳喳声和感叹声。关于老先生的故事以后就演绎得更加传奇,不同寻常。

在七九级进校三十周年来临之时,已有不少老师的名字已经套上了黑框。当我们这些当年学生相聚之时,让我们点亮若干蜡烛,合掌,愿他们的音容永存、笑貌常住!

 

《纪念册》传奇 

毕业时,同学们提议要做一个《纪念册》,真是一个非凡的提议。制作《纪念册》的目的,如《纪念册》序言所写:“纪念已经逝去的岁月,纪念在这岁月里发生的人和事;纪念我们的大学时代,纪念我们在这时代中做过的许多梦。”序言由陈惠忠同学执笔——文字清新、飘逸。《纪念册》的要求是,每一位同学提供一张自己的照片,生活照最好;写一段话,个人资料简介、性格描述;自己信奉、欣赏的警句、格言,以及对人、事、物的感受、感悟均可。《纪念册》由我设计制作,包括洗印照片、绘制插图、排版、印刷等,现在看还能见识到我的美术功底。

今天翻看,封面——织缎烫金、内页——油墨印刷的《纪念册》有着颇深的感受。纪念册上记载有给我们九班上过课的84位老师及8位年级老师的姓名,上课的科目、课时。看看当时学习课程以及课时安排,的确很有意思。刑事诉讼法90学时,民事诉讼法只有42学时。有些课,九十年代以后就再也没有开过了,如资产阶级法学理论批判。那时,就已经开设了“环境保护法”真是不简单。

纪念册最出彩的内容当数每一个同学对自己的描述和撰写或引用的格言。文字表达优美、幽默,极富哲理、机智,完全是一部上乘的文学作品,一首诗。反映了那时学子的单纯、浪漫、激情和忧郁。这些描述和格言基本反映了一个人的性格和气质,许多描述定位相当精准!

“我自己的我:宁愿赤身裸体,而不着旧时代华丽的衣服,爱好精神自由,胜过肉体的快乐。”这是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的王人博同学的格言,应当是文如其人,文见其神。“以今日之我胜昨日之我”。(刘俊同学语)其要求看似不高,但细想,完全是对一个人成长的几何积数要求﹗一个字,难﹗罗龙同学写下的只有符号:“:——?﹗”配上一幅满脸疑惑表情的照片,突显了他的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精神。

这样一本充满智慧的《纪念册》,同时也是神秘和诡异之物。我不得不为世界上神秘和偶然的力量所叹服。

毕业十几年以后,我们班上就已经有二位同学上了“非自然”减员的名册。两位同学大概是相隔一年左右先后离去的,一女一男——朱晓虹(女)、李金荣;一东一西——福建、河南。巧的是二人均在检察院工作(绝非对检察机关不敬)。李后来去了海南,不久因车祸而亡(海口至三亚高速公路,离开海口78公里处。一同而去的,还有七九级三班的另一位同学——陈本志。每当经过此处时,我们都会鸣笛致哀。)。

二人先逝后不久,有同学无意间打开纪念册,意外地发现两人竟在纪念册的同一页上——正反面。两人对自己性格的描述有一点完全相同:性格开朗,不知这是否系上帝的安排?朱晓虹同学在自述中的一句“乐中有苦”,是否已经暗含了现在的结果?金荣同学那时也是尽有苦衷的人﹗此去也是一种解脱?在李金荣同学的这一页上,插图原本是一幅由近及远的机耕图,远处有两辆拖拉机正在耕作。可现在看,怎么看都像是一条通往尽头的高速公路,拖拉机也变成了两辆将要相撞的汽车!

以后,有同学调侃地问我:“如果你把我安排在他或她那一页,会……?”我的回答很含糊:“可能有两种结果”。因为这50%的可能性,使这个答案也令人不寒而栗。

当然不止我们班,据我所知,其他班上也有“非自然”减员的,约有十余人,他们曾经是我们一路走来的同学,让我们点亮十余支蜡烛,为他们祈祷:愿他们在彼岸,自在而安详。

今天,我提议:重新作一个《纪念册》,原来的内容依然保留,当然是每人一页,另一面写上三十年后想说的话语。再过三十年,回头再看,同样意义非凡。

四年光阴如剑,我自己有幸被评上几次三好学生,成绩也算还可以,几度春秋就这样懵懵懂懂过去了,毕业时虽然没有头戴学士帽、身穿学士服,手持学位证,但相信总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不知不觉地渗入了自己的血液之中,至今也一直在自己的身上流淌。

时下,环顾当年的同学,“环比”之下,有的同学风光无限——鹰击长空,搏击商界,已有百千万家当;周旋官场红门,位高权重,光宗耀祖;舌战法庭,名赛施洋;驰骋学界,话语有声,桃李天下。但也有的差强人意——仍经历低迷,或面临坚壁或虎落平原、龙陷浅滩。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官场、职场,商战、学术,成功失败皆系偶然,三十年后再回首,还是过眼云烟。

最后,我要诚挚地感谢我们西政当年所有的老师,无论在与不在。尤其是我们年级的老师:李世本老师、王长生老师、赖达清老师、刘天禄老师、廖灿英老师、何开蓉老师以及我班的张代荣老师,向您们深深鞠一躬﹗

感谢所有给我帮助的同学们,我们永远是朋友! 

 

                                   张卫平

   200996 于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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