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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龙股份转让合同纠纷案(代理词)
来源:壹心律师官方网站  时间:2013-03-31  阅读次数:5550
 

 

      理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上诉人李锦龙的代理人,在其上诉王召富、吴书霞股份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本律师在上诉人之《民事上诉状》的基础上,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在评议本案时参考:

 

一、关于被上诉人的证据

本案主要争点应该是如何认定证据,在一审中,被上诉人提供了朱凤龙、黄苏兰、廖德芹、俞建荣、汪礼芹五位证人证言,除汪礼芹出庭作证外,其他四位均未出庭,故实际只有一个证人。既是一个证人,那就是孤证,而孤证是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的。然,一审法院对此五个证人证言均作了肯定性认定,显与法不符。除俞建荣外,其它均是被上诉人的员工,均不具有客观性。被上诉人可以让其全体员工写联名信,难道写的人多了,就能证明案情事实了吗?

在二审中,本律师方才见到了一审法官对上诉人李锦龙的《谈话笔录》,俞建荣和廖德芹出了庭,再加上一审中出庭的汪礼芹,一共四份证言。下面,我们逐一分析这四份证言:

汪礼芹。汪礼芹是被上诉人现在的员工(被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确认,其是合并后的新员工,而非合并前的老员工),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其证词不具有客观性。

廖德芹。廖德芹是谁?是吴书霞的亲嫂子,而且还是被上诉人的员工(被上诉人称其已离职,但未被廖德芹佐证),故同样不具有客观性。她在庭审中证明争诉双方是合并关系,可是她作为一线工人(而不是管理人员),如何知道老板之间的合并关系呢?更为可笑的是,当本律师问她什么叫合并时,她竟回答说:“我干活就拿钱,不干活就不拿钱”。请注意,这是在我反复询问,她确定听清了我的问话后,作的回答。一个连何为合并都不知道的人,竟要证明她的老板之间是合并关系,岂不荒唐?

俞建荣。俞建荣的证词大体有两个内容,一是说上诉人转让前的公司资产仅值70万元,二是说他曾打算与王召富一起和上诉人的公司合并。注册一个140万元的公司,他、王召富、李锦龙、吴书霞各出35万元,各占25%。但是,本律师在庭审中问他,在他退出后,时否参与过争诉双方之间的合并事宜?他明确说没有。既然没有,充其量,他也只能证明争诉双方曾与其谈过合并事宜,不能证明争诉双方在其退出后仍然是合并关系。

李锦龙。一审判决是这样概括李锦龙的陈述的:“在庭审后,本院依法对原告进行询问,原告承认两被告在开发区办厂及其鑫龙公司合并的基本事实,但对被告王召富购置哪些设备、双方如何协议股权转让及其如何办理股东变更登记等基本事实,均陈述不知道记不得了”。为弄清事实,本律师不得不摘录《谈话笔录》的原文(因为当时接受询问的是李锦龙父子两人,所以李常用“我们”这个复数):

 

问:你把鑫龙公司搬迁到开发区的过程陈述一下。

答:我想不起来了,让我想一会。在老鑫龙厂没有合并之前,我们原来和王召富没有什么来往,这个是吴书霞跟我讲要合并,要把厂子扩大,要把业务做大,叫我们与王召富的厂合并起来,王召富有没有厂我们不知道。要合并,我就要求王召富、吴书霞拿出钱来,才能合并,后来法人并(应该变吧?——本律师注)更以后,他们没有把钱给我们,也没有发我工资,什么都没有了。

 

这大概就是一审判决所称之“原告承认两被告在开发区办厂及其鑫龙公司合并的基本事实”了,合并是指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独立的企业合并成一个主体的交易或事项。通俗地讲,是把两个企业的资产合并在一起,以资产值的相加除各自资产值,得出各自的股权份额,如此而已。假如,原鑫龙厂资产值真的是70万元(其中李锦龙占股83.33%,吴书霞占股16.67%),而王召富厂(实际上没有这个厂,那来的合并?)的资产也是70万元,那么合并后的新厂的注册资本是140万元,其中李锦龙的股值为58.331万元(41.665%),吴书霞的股值为11.669万元(占股8.335%),王召富的股值为70万元(占股50%)。

如果是合并,那么王召富必须先设立一个注册资本为70万元的公司,然后再将鑫龙公司的注册资本由300万元变更为70万元,然后再办理合并手续。而且,吴书霞还必须向李锦龙购买16.665%(等值转让的话,吴应向李支付23.331万元)的股权。这样,一审判决的逻辑方可成立。可是,李锦龙讲的合并,是要王召富给李锦龙钱的,那么需要王召富向李锦龙付款的唯一可能就是王召富从李锦龙手里购买股权。因此,作为并不精通法律的普通公民,李锦龙所说的合并就是转让。

 

问:当时,两厂合并,你们是怎么谈的?

答:没有什么怎么谈,就要他们拿出钱来。

问:既然王召富有一些财产合并到厂里,王召富是通过股权转让协议取得股东资格的,应不应该再给钱?

答:他拿出钱来才有股份,他们购置了财产不能算股份,我们也没有叫他拿设备。

 

亲爱的二审法官,李锦龙虽然不懂得合并的法律含义,但对涉案交易的性质是非常明白的。他讲的就是法律上的转让,而不是法律上合并。只有转让,才需要王召富他们“拿出钱来”;也只有转让,李锦龙才“没有叫他拿设备”。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股东是可以在股份之外另行出资而不计入股份的。被上诉人只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印刷包装机械销售合同》(2010322日订立,总价为3.3万元),难道被上诉人凭此3.3万元的出资,要取得一个注册资本为300万元的公司的58.33%(已扣除吴书霞原有的16.67%的股份)的股份吗?

 

问:我们谈一下汪礼芹开庭时的证言(详见开庭笔录第九页),你核实一下。

答: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在工商所办理变更的事情我也不知道,在工商所叫我签字我就签字了,签完字我就走了。

……

问:你签过几份股权转让协议?

答:我记不得了。

问:你现在起诉的175万元的依据股份转让协议是怎么形成的?

答:这个我也记不清了。现在想起来了,是3份协议,当时当时我们的注册资金是300(万元),王召富占50%股份就要给我们150万元,另外的25万元是吴书霞的股份,吴书霞原来是老厂就跟我们在一起。

 

在股份转让并由被上诉人占有75%的绝对控股的情况下,上诉人无需知道“王召富购置哪些设备”,也不是必须知道“变更登记”的过程。但是,上诉人明白交待了股份转让协议的份数及具体内容,怎么能说他对“双方如何协议股权转让……等基本事实”都不知道记不得了”呢?

可见,一审法院对李锦龙的这份谈话笔录的概括和截取有着浓厚的倾向性,完全没有做到客观公正。

 

二、关于股值与股权之关系

股权反映股值但不等于股值。俞建荣有关鑫龙公司转让前的资产仅值70万元的证词目前只是孤证,没有其他证据应证。何况,俞建荣又不是评估专家,他凭什么确定鑫龙公司转让前的资产只值70万元?即使真的只值70万元,与两被上诉人用多少钱去购买鑫龙公司58.33%的股份完全是两码事。股份可以等价转让,也可以跌价转让,还可以溢价转让,究竟如何转让,端视转让双方对公司前景的看好程度。

 

三、吴书霞的签名问题

关于吴书霞的签名问题,上诉人在其《民事上诉状》之第一点中已经说得非常明白,本律师在此不再赘述。只是要补充一点,吴书霞不仅否认在本次转让中签名,而且还否认其在20071218日的转让手续上签过字。但是,吴并不否认20071218日转让的效力。这岂不表明,吴书霞对转让效力的承认具有选择性吗?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两份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它们都是事先打印的文稿,而不是表格式的文书。通常,在工商登记机关,都备有表格式的文书供当事人填写。按照被上诉人的抗辩,转让协议和股东会决议都是按照工商登记机关的要求,为了便宜行事而填写的虚假文件。如果是这样,怎么可能有事先打印好的文件呢?

股份转让协议已经是正在履行的协议,转让前,公司控制在上诉人手中,吴书霞只有16.67%的股份。转让后,上诉人退出了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让出了公司的控制权,王召富进入公司并控制公司。这些事,作为公司老股东、王召富妻子的吴书霞能不知情吗?知情而不提出异议,难道不构成默认吗?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所认定的事实,即使有与被上诉人有利害关系的两位证人出庭,即使有俞建荣的出庭,即使有一审法院抛开专业人士的在场而哄得上诉人的谈话笔录,也缺乏充分的证据支持。在工商变更登记的公示效力和有证据之王之称的书证面前,完全苍白无力。即使吴书霞未签名,在其夫王召富在场并签名、其雇员汪礼芹代签的情况下,在吴书霞实际受让了股份并行使了新的股权之后,我们也只能认定她默认了其对汪礼芹的授权。一审判决完全不能成立,恳请二审法院撤销原判,重新作出公正裁决。

 

上诉方代理律师:顾壹心、卞迁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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