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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晓权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辩护词)
来源:壹心律师官方网站  时间:2019-04-30  阅读次数:1038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翟晓权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辩护人,本律师在阅卷、会见、出庭之后,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在给翟晓权定罪量刑时参考:

 

    一、关于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昨(24)日晚,中央扫黑除恶第11督导组组长李智勇在浙江由省委书记和省长召集的会议上说:要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既降格,又不拔高,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是的,依法打黑绝不能拔高

针对起诉书第一项指控,本律师认为被告人翟晓权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的规定,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该条所规定的四个特征:

1)关于组织特征

我们知道每一个组织都必须有其治理结构,任何一个黑社会组织都不可能是委员会制,也就是不可能有事商量来办;而必须是科层制的,应当有首要领导,有中层干部,有基本群众。而在本案当中,即使公诉人,也未能指出本案的治理结构,未能指出首席领导是谁,中层干部是谁,一般成员是谁,所以他的组织性显然不够严密。公诉人反复强调的2个情节是不存在的,比如说所有的事情翟晓权不上手,都是由其他专门的打手冲在前面,这个情节是子虚乌有的。因为起诉书本身就告诉我们,在大多数的事件当,翟都是冲在第一线亲自拳打脚踢所以关于翟晓权不上手的说法是公诉人受了这些所谓的污点证人们的证词所骗了。另一个眼神,说翟晓权靠眼神就可以指挥若定,这也是一个神奇的传说,并没有具体事证。我们还知道,一个组织必须有规矩,公诉人只说了一个规矩,就是其他成员不能参加赌博,但整个庭审告诉我们,这些所谓的手下哪一个没有参加过赌博呢?

2)关于经济特征

黑社会组织的经济特征是什么呢?犯罪是手段赚取经济利益才是组织生存的目的。也就是说,经济实力不仅仅是用来圈养黑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除了圈养以外,还要获取经济利益。本案中,即不存在圈养黑社会组织成员,更不存在组织本身的经济利益的追求。靠翟晓权赌博是养不活这些组织成员的,这些组织成员也在庭审中证实,他们不承认翟晓权是他们的老板,翟晓权有时因为赌博赢钱请他们吃吃喜面,他们并不依靠翟晓权生活,也不由翟晓权供养。翟晓权与所谓的组织成员间并没有形成经济上的依赖关系。赌场只存续了不足2个月,赢利也只有30万元,且三人合伙,其他两个合伙人还不是组织成员,翟晓权只获利7万元。除此,公诉人并没有告诉我们黑社会组织的其他经济来源。

3)关于行为特征

显然各位被告不是什么道德模范,他们确实参与了不少的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只有行为特征,还不足以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4)关于影响力特征

如前所说本律师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社会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对无辜老百姓的危害,而不是对其他犯罪分子的危害。从公诉人指控的各位被告人所有犯罪行为中,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对象主要都是犯罪分子,基本上没有什么无辜群众。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的影响力特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而本案完全不具有这种特征。

 

    二、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具体犯罪行为

    (一)赌博

我们对起诉书第二起赌博行为没有异议,也就是对赌博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是,对第一起赌博行为,本律师认为不具有犯罪情节的确定性,仅仅是抽象的指控、概况性的评价,甚至把已经经过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都包含在这种抽象和概括性的指控当中,这是不能成立的。关于赌博罪当中以赌博为业的描述应当建筑在具体的事证之上,而不是建筑在他人对被告人的主观评价之上,更不应该建筑被告人自己概括性认罪的基础之上。以赌博为业的证明,应当用相当长的时段里多场次地参赌的具体事证来论证,每一场次都应由时间、地点、人物和输赢等要件。否则,我们只用风评来定罪,是极不严肃的。

    (二)开设赌场

虽然开设赌场罪开设即成罪,三人合伙所开,如若犯罪,其他2位合伙人同样犯罪。其次,该赌场存续期间不足2个月,盈利近30万元翟晓权只获利7万元。因此我们认为情节不是很严重,公诉人要求所处的刑罚显然过重。

    (三)寻衅滋事与聚众斗殴

1)第一起寻衅滋事行为,没有异议,但要注意这个事件已经调解,受害人已经得到了足额的补偿。

2)第二起寻衅滋事行为,我们认为应该是吴兆龙单独实施的犯罪,如果说本案有组织的话,那么这个罪状不是组织犯罪,而是吴兆龙的个人犯罪,是为了他个人利益,纠集了一些人帮助他实施了这一行为,不应属于组织犯罪。同时也请合议庭注意,这起行为也是经过调解,并且被害人得到了足额的补偿。

3)第三起寻衅滋事行为,没有异议,但请合议庭注意,这个案件起因是由于刘佩瑾欠钱引起的,对现场的任何人员都没有造成人身损害。

4)第四起寻衅滋事行为,本律师对行为性质没有异议但该起行为已经过公安调解赔偿13万元。公诉人在庭审质辩的时候说公安机关并没有对这个事件进行结案,所以可以列在本案中处理。这个观点本律师不能同意。因为事实上这起案件公安机关并没有作为刑事案件立案,被害人伤害程度为轻微伤,它可以作为民事案件调解处理,也可以作为治安案件调解处理,并且该案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和实际给付了赔偿金。公安机关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就已经表明此事情已经结案。所以,虽然对该案我们没有异议,但已经过公安机关调解处理完毕就不应该再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

5)第五起寻衅滋事与第一起聚众斗殴

首先,对于第五起寻衅滋事行为不能独立成罪它和第一起聚众斗殴行为是同一个事件,不能分别指控,要么一个行为触犯了2个罪名要么就是1个罪名寻衅滋事。本律师认为聚众斗殴这个罪名是不能成立的。这个情节和第五起寻衅滋事的情节合并之后产生了3个问题:第一,是一个由于家庭矛盾引起的事件朱延成作为翟晓权的妹夫,其开设赌场受到了其母亲及妹妹的反对,在母亲和妹妹的要求下,翟晓权指使人去砸了朱延成的赌场,其主观故意不是为了寻衅滋事,也不是为了聚众斗殴,而是为了管教妹夫。至于相志国、王跃到达现场后出于什么目的,翟晓权无法控制。第二,关于砸车辆一事,朱延成等人砸坏车辆的行为显然不是一个聚众斗殴的行为,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寻衅滋事的行为,所谓的斗殴是人与人之间的斗殴不可能是人与物之间的斗殴。第三,关于约架。首先,这个约架没有证据证明是出于翟晓权的授意。其次为什么没有进行下去呢?没有进行下去的原因并不是没有找到朱延成,而是翟晓权的母亲和妹妹出面求情,这点在庭审当中其他被告人也予以了证明。既然出于母亲和妹妹的求情而终止了继续寻找就不是未遂,只能是中止,而且是在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第四,本律师认为这个约架的行为是前面的寻衅滋事行为的延续,如果他们约架成功,它也应该是寻衅滋事罪的情节之一,而不能单独成为聚众斗殴罪。如果造成伤害,可与伤害罪并罚。

6)第二起聚众斗殴

根据公诉人最新提交的案卷材料,这起事件当中的张耀金已经归案,他是以寻衅滋事罪归案的,那就是说本起事件的性质应该是寻衅滋事,不应当是聚众斗殴。我们知道聚众斗殴有2个情节构成,聚众斗殴,这2个情节是互相关联的。聚众的目的是为了斗殴,而在本案中被告人翟晓权临时纠集人的目的恰恰不是为了斗殴,是为了去调解纠纷。斗殴是在到达现场后突然出现的是突发事件,因此,这个行为由于聚众目的不是为了斗殴,所以它不可能构成聚众斗殴罪,只能构成寻衅滋事罪。

由此可见,公诉人有关寻衅滋事罪和聚众斗殴罪这两项指控,被告人只可能构成寻衅滋事罪,但不可能构成衅滋事罪和聚众斗殴罪。

    (四)窝藏

本律师认为翟晓权不构成窝藏罪。潘磊在口供中估计翟晓权是知道顾伟杰犯罪的但是他所供的这个情节既没有得到顾伟杰的印证也没有得到被告人翟晓权的印证;那么,潘磊的这个证言就是孤证,而孤证是不能定案的。顾伟杰的证言也只是猜测被告人翟晓权应该知道其有事在身但是没有提供具体情节,仅凭猜测推理不足以定案。最后,通过被告人翟晓权自己供述,也不能证明其明知顾伟杰犯罪。翟晓权于2018721日供称:“我随口问了一句怎么的?其实当时我心里知道小孩肯定闯了点祸怕被抓,到我这里指地方躲几天的,如果小孩没有事情的话不可能到灌南来躲的。其实心里不想让他来,我心里也怕惹祸,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潘小磊说,‘没得什么事’。我也就没细问,这种事情不说的太明白也最好”。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证明翟晓权内心确认,顾伟杰是因犯罪而逃到灌南来的。从而,不能认定被告翟晓权构成窝藏罪。

    (五)故意伤害

虽然该起故意伤害行为与被告人翟晓权的舅舅有关,但是这个事情是由朱延成来纠集的,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翟晓权曾经向朱延成下达过指令,那么怎么能证明被告人翟晓权参与了该起犯罪?当然事情是被告人翟晓权舅舅引起,由妹夫实施的,被告人翟晓权在若干天后出面调解,是符合情理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未能达成调解协议,也把公诉人关于黑社会的危害性和被告人翟晓权在灌南社会的影响力给打翻了,因为这点小事情都未能摆平,如何能称翟晓权等是称霸一方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六)非法拘禁

公诉人认为把朱吉权、陆吉文2人从涟水带到灌南就是一种非法拘禁的过程,这种将开车带离与拘禁行为之间划等号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用车子把人从甲地带往乙地的行为可能是非法拘禁,也可能不是非法拘禁。如何区分是否是非法拘禁?取决坐车人的心理状态,这2个人在车上有无提出要下车?他们没有提出要下车嘛。没有提出下车的要求,怎么证明被告人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呢?到养猪场以后,他们还可以随时通过电话和外界取得联系。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养猪场是双方为赌博做鬼一事进行谈判的场所,整个谈判的过程不是限制人身自由的过程,被害人并没有说他们想要离开,被告人也没有不给他们离开。吃饭的地方是一个社交场所,也没有证据证明不让他们离开。我认为非法拘禁罪不能成立。另外,请合议庭注意周达四这个人,如果构成非法拘禁,对非法拘禁起决定性作用是周达四,而不是其他被告人。

 

    三、关于六起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关于这六个情节,对事实没有异议,但请合议庭注意,这些行为情节轻微、危害不大,还有意外、他人过错等情形,不构成刑事犯罪,应认定普通民事纠纷或治安处罚案件。其中第三起是经过当地特巡警调解结案的,并已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这起不应该重新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在第9条第2款中指出:“已被处理或者已作为民间纠纷调处,后经查证确属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均可以作为认定恶势力的事实依据,但不符合法定情形的,不得重新追究法律责任”。这就是说,已经处理或者已作为民间纠纷调处过的违法行为可以作为认定恶势力的事实依据,但不能单独重新追究刑事责任。在寻衅滋事、聚众斗殴两个罪名中,也应本着这个原则处理。

 

    四、关于立功表现和自首

自首的问题被告人翟晓权因为非法拘禁罪自首但是自首之后又主交代了许许多多的罪行,这些罪行是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还是公安机关已经掌握的,这一点公安机关对此应该做一个说明,否则就无法证明翟晓权对其他案件是否属于自首。此外,根据涟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2019122日出具的《情况说明》,相志国、王跃、程如全、周德民等四人是在翟晓权的规劝下投案自首的,应当属于立功表现。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被告人翟晓权不构成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窝藏罪、故意伤害罪和非法拘禁罪,在寻衅滋事罪中,应当删除“已被处理或者已作为民间纠纷调处”过的罪状。

 

辩护律师:顾壹心、王浏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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